第63章 请愿大潮

清廷对袁世凯是不放心的，袁世凯回原籍时，步军统领衙门曾派袁得亮护送，其实是监视袁世凯。

肃亲王善耆也派了些密探，在暗中监视，袁世凯对此当然心中有数。

开始为了避开嫌疑，他在家里闭门不出。有当地官员来探视，他一方面毕恭毕敬，一方面闭口不谈国事。还无病**地总是说自己的足疾有多严重，身体多病是一天不如一天，一付无病**、市井小民的模样。

对袁得亮则是特别地恭敬，常常找各种借口重礼相送。

只因都姓袁，袁得亮也不多时成了袁世凯的本家。

这本就是个贪财好利之徒，加之袁世凯也真没有何不轨行为。

每个月向步军统领衙门写的报告，最后都是袁世凯的幕僚代劳。

或许是清廷真的对袁世凯放心了，或许是他们业已没有精力管袁世凯的事。此物曾经叱诧风云的人物，像是渐渐被人们淡忘了，这正是袁世凯求之不得的。

没有了袁世凯，清廷这个又老又破的机器，还在艰难地运转着。

主事的摄政王，二十几岁的小青年载沣，正焦头烂额。

从对袁世凯处置中，应该能看出，这是个有心机，能忍耐，也是能够识大体的人。

他接管朝政后，在摄政王的岗位上，可谓是尽心尽力，尽职尽责，是一贯在兢兢业业的做事。

公道的说，无论是个人的才干，还是在勤政方面，比起他的那些有作为的前辈君王，并不逊色。

对一人病入膏肓的人，医术再高明的郎中又能有何回天之术？

只是生不逢时，比如一部车已经旋即就瘫痪了，司机的驾驶技术再好，又何济于事呢？

一人人有再大本事，如何能够扭转乾坤。

这个时候被开缺，对袁世凯来说，应该是他的幸运。

因为他走了后，清廷的统治就陷入了一个接一人的危机。

有人说要是袁世凯在位，清廷就可以化解这些危机，其实未必。

因为，袁世凯不是超人，他如果继续在位，恐怕也只能是和所有在位的人一起受罪而已。甚至很难再有后来的，东山再起机会了。

袁世凯走了政坛不久，就暴发了大规模的立宪请愿活动。

载沣摄政之初，就承诺立宪将按着既定的政策继续进行。

他没有食言，一九零九年一月十八日，清廷颁布了城镇乡自治章程。一九零九年十月十四日，全国二十一个省，除新疆之外，都完成了咨议局的选举。、

上上下下，积极性都很高，特别是士绅阶层，成为立宪最积极和热心的群体。这也不奇怪，这些人业已是这个社会最为活跃的阶层，立宪本就是这个新兴的阶级的政治诉求。

各省的咨议局一产生，就显示了极大的生命力。议员们积极的参政议政，不但监督制约着政.府的权力，也促进和完善着政.府的施政。

是的，立宪在继续，但广大的士绅和民众对原定的准备立宪时间，不满意了。九年时间太长了，大家等不得了，纷纷要求加快进度。

袁世凯在朝鲜时两人因张謇那封信已绝交多年，但为国家、为立宪大局，张謇置于了个人恩怨，主动给袁世凯写过一封信。

张謇，不错，就是袁世凯的那位老师，他一直热衷于立宪。我们依稀记得，当年提议立宪时，老成持重的张之洞曾托他征求袁世凯的意见。

现在，张謇已经成了立宪请愿活动的领袖。

从一九零七年秋天起，各地立宪派便纷纷上书清廷，要求速开国会。而在一九零九年十月各省咨议局从未有过的开会时，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通电各省咨议局，建议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。

经过一人多月的多方联络，各省代表于十二月十八日陆续抵达上海，开会商议请愿速开国会之事。

在张謇的策划联络下，一九零九年十二月中旬，十六个省的咨议局的代表，在上海成立联合会。

联合各省的督抚和咨议局，要求中.央政.府召开国会，建立责任内阁。

他们組织了三十三人国会请愿团进京请愿。名为「咨议局请愿联合会」，请愿书出自状元张謇之手。

主要的要求是：一九一一年召集国会，在此之前应设「大政咨询」，并召开临时国会，从速组织责任内阁。

请愿完全是和平的方式。

都察院的大人们对此类干涉朝政的帖子向来极其反感，因而没有为他们代奏。代表们灰心之余，便开始利用各种关系遍谒朝臣，寻求支持。

他们首先去求见的是首席军机奕劻和其他军机大臣。

奕劻一向圆滑，他对请愿代表说：「我亦国民一分子，自必帮忙」，那桐也表示赞成。

在经过他们的争取后，鹿传霖和戴鸿慈也表示理解。但在访问一些皇族亲贵的时候，肃亲王善耆、贝子溥伦和镇国公载泽则避而不见。而贝勒载涛和毓朗则表示将「竭力相助」，总算是让代表们感到些许安慰。

与此同时，各省督抚也纷纷致电清廷，请求「俯从舆论，速开国会」。之后，御史江春霖（也是资政院议员）特意上折「奏请缩短国会年限」。不仅如此，连旗民也加入请愿队伍，他们「公推代表，赴都察院呈请代奏速开国会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都察院只好将这些请愿书一同上奏。

尽管经过一番很大的波折，请愿书还是送达到了最高统治者摄政王载沣手中。

清廷在对请愿书答复的谕令中，对代表的爱国热情表示赞赏，对各地表现出的立宪积极性给予了充分地肯定。

然而，要求大家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，做什么事都不能过急，所谓欲速则不达。九年立宪既然是已经定下来的大政方针，还是不要改变为好。客客气气的拒绝了这一次地请愿要求。

请愿团的目的虽然没有达成，但能看出新一届的清政.府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在克服慈禧太后当政时期的固执和傲慢。至少业已能够有个平和的姿态，倾听来自民间的声线了，此物进步还是应当肯定的；尽管全然是在敷衍。

回想一下当年的公车上书，请愿书根本就没交到皇帝的手中，那么多人发出的声音，清廷根本不当回事。

遭到拒绝的咨议局的代表不甘心，也没有放弃。对于此物结果，各省请愿代表们并不感动吃惊。如果请愿一次就能成功，那就不叫中国的朝廷了。

便，他们经过商议后，打定主意再次发动请愿。况且要扩大请愿代表的范围，并广泛征集请愿签名，以壮声势。

这时，请愿代表们还制定了章程并成立了「国会请愿同志会」，北京设立总部，各省各埠设立支部，隐然已有政党之雏形。

一九一零年六月初，经过「国会请愿同志会」的努力，各省代表们再度进京，发动第二次请愿。

这次请愿代表扩大到一百五十人，除了各省谘议局议院外，还包括了各省商会、学会及华侨代表等。况且，令人鼓舞的是，这次请愿还征集到三十万人的签名，其规模远远超过第一次。

进京请愿代表又一次来到都察院，呈递了十份请愿书。尽管十份请愿书各有侧重不同，但结论只有一人，那就是「速开国会才是弭乱救亡之策」。请愿代表们还警告说，要是不速开国会，「汉唐元明末造之祸，必将复见于今日」，与其等「大难已作同遭玉石俱焚之惨，何不及今力持大体，俯顺民情，速开国会，以弭乱于无形乎？」

这次都察院没有为难，而是立刻代奏朝廷。

请愿书上去后，朝中大臣开始分化，有人力主「严旨震吓」，以免代表们「哓哓不休」；有人则认为「民心不可失，民怨不可积，须婉言对付，免生枝节」。据说载沣看到请求立宪的签名者业已有三十万之多时，也曾忍不住拍案大呼：「人民请愿如此之多，倘再不准，未免大失民心！」

但是，这些大员们讨论下来，觉着还是不能轻易服软；万一这先例一开，以后这些老百姓都群起效尤，朝廷的威严何在？岂不是留下极大的麻烦。

这种沉默让人感到有些不自在。

于是，六月二十一日下发谕诏，以「财政困难，灾情遍地」为由，坚持「仍俟九年筹备全然，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会」。

这一次的拒绝态度强硬，明确提出「宣谕甚明，毋得再行渎请。」业已有些不耐烦了。

很遗憾，此物政.府毕竟还没有学会如何正确面对，人民日益增强民主意识，如何倾听发自民众地呼声，更谈不上正确对待民众的请愿活动。

第二次请愿失败后，代表仍未气馁，他们通电各省：「务必再作第三次请愿之举，矢以百折不挠之心，持以万夫莫拔之力，三续，四续，乃至十续，或可有望成功。」便，他们便展开了规模更大的第三次国会请愿活动。